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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减贫实践的巨大成就具有世界意义与学术价值
2019-11-06 16:15:57

内容摘要: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从40%下降至10%,主要贡献来自中国,中国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因此,很多人认为应该给中国政府发一个有关减贫的诺贝尔奖。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植树造林的巨大成就也为改变全球气候变暖与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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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麻省理工学院的阿布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杜夫洛以及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共同颁发。他们都是发展经济学家,并因“减少全球贫困的实验性实践”而获奖。

这三个人创新地将实地实验方法引入发展经济学,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如何减少贫困。他们的实验方法对发展经济学有很大影响,但也是学术争论的根源。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研究逐渐迷失方向,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借鉴科学实验进行微观经济研究,寻求新的突破。

然而,随机实验本身使研究内容局限于小问题,只针对特定群体,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贫困,但不能形成规律的理论来指导人类社会的减贫事业。换句话说,作为学者,他的研究可能具有学术意义,但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学术界担心的是,一旦这一领域的随机实验方法成为一种趋势,可能会导致经济研究偏离方向。一些学者指出,在随机对照试验逐渐成为发展政策的“黄金标准”的同时,他们也应该注意这种实验方法的局限性。例如,当分析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时,可能存在系统性偏见,因为私人物品更容易识别,而清洁空气或安全等公共物品则难以衡量。

从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来看,他们主要关注一些小问题的研究,并提供“正确答案”,如免费向居民分发蚊帐、鼓励家庭给儿童接种疫苗等。他们认为,普通人忽视的小消费、小障碍和小错误可能成为穷人生活中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业内许多人认为,这种研究对真正减贫的意义有限。因为真正面临贫困的人们正面临着一个真正的、系统的挑战,这个问题不能通过食物、药物、蚊帐等来解决。

这些研究的价值远远低于中国减贫实践的示范意义。从1978年到2018年底,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7亿下降到166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7%。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从40%下降到10%,主要来自中国,中国创造了世界奇迹。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在1978年至2018年间增长了23倍,极端贫困发生率从1981年的80%以上急剧下降到2018年的不到2%。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高度评价中国的扶贫事业,他说:“在过去10年里,中国为世界扶贫事业做出了最大贡献。”

因此,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获得诺贝尔减贫奖。许多人还认为,中国在植树造林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改变全球气候变暖和荒漠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既不是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也不是经济学家对减贫和其他问题的小规模研究,也不是像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非洲所做的那样,在没有实际减贫效果的情况下促进人道主义。

中国的减贫事业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发展经济。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中国尽一切努力促进工业化。国家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保障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解决了温饱问题,解放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最终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亿万农民脱贫致富,城市化率提高。

第二,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问题。长期以来,“三农”工作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中国政府已经形成了一个扶贫体系,包括扶贫教育、医疗保险和援助、农村振兴、工业发展和最低生活保障。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也推进了精准扶贫,实施了反贫困斗争,对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了造血开发和扶贫,最终通过“以鱼代鱼”彻底消除了贫困。

与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就相比,西方经济学家研究成果缺乏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意义不大。例如,获奖的印第安裔美国学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 Naji)在印度进行了大量实验。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一位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第安裔美国经济学家,也有大量关于贫困的著作,但在印度仍有大量的人未能摆脱贫困。

事实上,中国模式的成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关注和学习。许多非洲国家正在学习中国的经验。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国家正在学习中国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的做法。

10月17日,利比里亚共和国副总统霍华德·泰勒(Howard Taylor)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一直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其中所包含的发展理念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教训。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显著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展思路的调整。过去,一些非洲国家在发展思维上效仿西方国家。然而,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不适用于非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摆脱了贫困和弱势的积累。中国以前的发展条件与非洲国家非常相似。因此,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参考价值。”

中国经济发展和减贫的核心是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首先,在经济起飞时期,政府制定发展计划,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市场化创造财富,通过开放引进资本、技术和竞争。第二,在扶贫工作中,作为党的中心工作,要动员各行各业把重点放在重大问题上,分解扶贫任务,签订责任状,确保扶贫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应加强协调和共同发展,以便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能够组成对应的援助单位。

中国模式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背道而驰。后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成功的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市场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必须实施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然而,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在世界上对《华盛顿共识》的执行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相反,由于过度自由化,贫富差距扩大了。

中国的成功在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一条独立的道路,而不是照搬西方模式。因此,即使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界也很难在理论上接受它。因为这会推翻他们的学术霸权。

当然,中国的巨大成功在于扶贫,而不是扶贫的学术研究。这表明我国政府的改革实践远远领先于社会科学研究,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能力相对薄弱,无法向世界解释中国奇迹的秘密。

然而,中国实践的巨大成功及其在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国际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它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中国的成功可以使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更强的理论信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国家和全人类的发展服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际价值远远高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当西方经济研究和经济进入停滞状态时,中国应该一个接一个地把世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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